靈璧，山川靈秀，珠璧聯輝，歷史悠久，文化燦爛。這里，回蕩霸王別姬的愛情絕唱，史載垓下之戰的風起云涌，傳承鐘馗執劍的人間正氣，出產氣韻蒼古的靈璧奇石，還有靈璧縣博物館內館藏的4000余件文物，見證著這座千年古城的歷史沉淀。此次，我們來欣賞該館館藏的3件國家一級文物，一睹珍寶風采。

靈璧縣文旅局副局長張少華為游客講解乳釘紋刻花瓷缽。

東漢銅簋

來自東漢的“碗”

青銅簋，相當于我們現在的碗，主要用于放置煮熟的黍、稷等食品，也是中國歷史上重要的祭祀禮器。簋自商代出現。《周禮·地官·舍人》：“凡祭祀，共簠簋”。青銅簋器物造型多樣，變化復雜，有圓體、方體，也有上圓下方者。早期的青銅簋跟陶簋一樣無耳，后來才出現雙耳、三耳或四耳簋。據《禮記·玉藻》記載和考古發現可知，簋常以偶數出現，如四簋與五鼎相配，六簋與七鼎相配。

在燦爛的中華文明中，九鼎八簋制是中國古代重要的禮儀制度體現。

文物名片 唐代，青銅質，高13厘米，口徑23.5厘米，底徑16.6厘米。1992年出土于靈璧縣韋集鎮。國家一級文物。

九鼎制度：傳說大禹劃分天下為九州后，令九州州牧貢獻青銅，鑄造九鼎，象征九州。九鼎從一開始就代表著國家政權和統治權力，是王權的象征。在夏商周時期，鼎一直被視為傳國重器。八簋制度：簋主要用于盛放煮熟的谷物，和鼎配合使用。在祭祀和宴饗等重要儀式中，八簋與九鼎配套，體現了嚴格的等級制度。天子用九鼎八簋，諸侯、卿大夫等則根據等級依次遞減。這種等級分明的禮器制度是封建宗法制度的外在體現，為古代王朝的統治提供了一種秩序保障，規范了社會禮儀，同時也推動了青銅鑄造等手工業的發展。

到了漢代，簋已逐漸弱化禮制意義，向日用器皿發展，多用于盛放食物。靈璧縣博物館這件來自漢代的青銅簋為實用器，裝飾簡樸，形制實用，體現了青銅重器由祭祀器到日用器發展的變化。

東漢時期，青銅器制作既繼承了前代的部分工藝傳統，又有一定的發展和創新。靈璧縣博物館工作人員告訴記者：“從這件銅簋的器型規整程度、紋飾的精細程度等，可以推斷出當時工匠的技藝水平和制作的嚴謹程度，為研究東漢時期的手工業發展提供了實物證據。此外，青銅器的制作需要耗費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其生產和使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當時社會的經濟發展狀況。”

一件銅簋，為文物研究人員帶來豐富的研究方向。

作為一種食器，東漢銅簋與人們的日常生活密切相關，為研究東漢時期人們的飲食習慣、生活方式提供重要的線索。例如，通過對銅簋的容量、形制等方面的分析，可以推測出當時人們的飲食結構和用餐習慣。

簋作為一件禮器，到了東漢時期，已不再具有禮制意義。但它仍然是文化傳承的重要載體，承載著前代的禮儀文化傳統。通過研究東漢銅簋，可以了解到古代禮儀制度的演變和傳承過程。

作為一件藝術品，東漢銅簋無論是整體的器型設計，還是細節的紋飾雕刻，都展現出了古代工匠的高超技藝和藝術創造力，能夠給人帶來美的享受，對于研究古代藝術的發展和審美觀念的演變具有重要的意義。

“簋”作為古代一種食器，與人們的生活密切相關。同時，它也是祭祀用的禮器，承載著人們對祖先的崇敬和感恩之情。透過這件銹跡斑斑的精美器物，我們不僅可以欣賞到古代鑄銅工匠的妙手巧思，也能從中窺見當時的社會生存狀態，感受古人的生活情趣，猶如與他們進行了超越時空的對話。”靈璧縣博物館一位負責人說。 記者 徐蕾

游客在欣賞館藏文物。

雙龍鴛鴦菱花鏡

銅鏡中的大唐風華

銅鏡，是中國古代金屬器物中沿用時間最長、使用范圍最廣的實用器物。一面面銅鏡，折射著古人的日常生活，反映著當時的社會風尚和審美情趣。“夫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唐太宗這句話不僅是千古名言，也說明了銅鏡在唐代社會生活中的重要性。

唐代極為盛行的菱花鏡，在詩人眼中是這樣的：“狂風吹卻妾心斷，玉箸并墮菱花前。”（李白《代美人愁鏡》）“鑄鏡廣陵市，菱花匣中發。”（韋應物《感鏡》）“把取菱花百煉鏡，換他竹葉十旬杯。”（劉禹錫《和樂天以鏡換酒》）富有濃厚人文氣息和生活氣息的菱花銅鏡，是風靡一時的高級工藝品，它作為禮品用于社會交往，是對大唐盛世社會生活的形象反映。

文物名片 唐代，青銅質，直徑14厘米，厚0.7厘米，1978年靈璧縣內征集。整體為菱花形，邊緣為花瓣狀，鏡背正中有圓鈕，主題紋飾為雙龍和鴛鴦的圖案，邊緣飾花草、蜂蝶、流云紋。國家一級文物。

靈璧縣博物館珍藏的這面雙龍鴛鴦菱花鏡鏡面平整光潔，鏡體厚實古樸，包漿漆黑锃亮，幾乎完美地保留了盛唐時期的原始精美鑄相。鏡背上裝飾的雙龍鴛鴦紋飾精美，寓意當時人們對愛情的追求，是盛唐時期高超鑄鏡藝術水平的縮影。

唐朝政治、經濟、文化都達到了中國封建社會的鼎盛。隨著手工業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唐代銅鏡制作技術和藝術也隨之到達頂峰。靈璧縣文旅局副局長張少華告訴記者，唐代工匠在銅鏡的材料配比上進行了改進，增加了錫的含量，使得銅鏡的顏色更加潔白，質地更加堅硬，能夠更好地滿足人們的照容需求。此外，造型上突破了傳統的圓形，出現了菱花形、葵花形等多種形狀。裝飾上多采用浮雕式，構圖簡潔美觀，紋飾擺脫了兩漢以來神秘怪誕的氣氛，更貼近社會現實，內容多為鸞鳥、瑞獸、花卉及人物故事等。這些造型不僅增加了銅鏡的藝術美感，也反映了唐代社會的開放和創新精神，展現出富麗堂皇、雍容大氣的大唐氣象。

“這面銅鏡采用了金銀平脫、螺鈿鑲嵌、鎏金錯金銀等工藝。”張少華說，金銀平脫是將金銀薄片刻成各種紋樣，粘貼在涂有生漆的鏡背上，再經研磨顯出金銀花紋的工藝，使銅鏡的裝飾效果更加華麗。螺鈿鑲嵌是將貝殼等材料鑲嵌在銅鏡的背面，形成各種精美的圖案，使銅鏡的裝飾更加富有立體感和層次感，同時也增加了銅鏡的藝術價值。鎏金錯金銀則是通過在銅鏡表面鎏金或錯金銀的方式，增加銅鏡的裝飾效果。鎏金后的銅鏡金光閃耀，錯金銀的銅鏡則呈現出金銀絲與銅質的對比之美。

小小一面銅鏡，寄托了古人對吉祥如意、安寧康健、愛情美滿的向往。這面雙龍鴛鴦鏡，無疑有著愛情的意味。韶光易逝，倩影難留。通過靈璧縣珍藏的唐雙龍鴛鴦菱花鏡，我們或許可以穿過時光隧道，瞧一瞧那正梳妝的才子佳人，去一睹銅鏡中的大唐風華。 記者 徐蕾

乳釘紋刻花瓷缽

“缽”中窺視到的文化融合

如果在陶瓷中只能選擇一件最能夠代表佛教的器型，那必須是“缽”。從唐、五代到北宋，正是佛教日漸盛行和制瓷技術的進步的時期，在這兩層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出現了具有極高藝術與文化價值的瓷缽。

       文物名片 唐代，口徑10厘米，高7.2厘米，1972年靈璧縣城郊征集。圓形、卷沿，周身無釉，內施釉，肩部有一周乳釘紋，周身陰刻花卉紋，平底。國家一級文物。

瓷缽大多用于禮制性的場所，是一種用于供奉祭祀的碗。當放置于佛像前時，會在缽里盛滿清水，信徒用缽內的清水凈化道場、供具等。大概是因為與宗教關聯密切，所以大部分的缽都采用極簡的設計，以突顯造型的“佛性”。靈璧縣博物館館藏的這件唐代乳釘紋刻花瓷缽正是如此。

這件瓷缽周身無釉，內壁施釉，使得瓷器在外觀上形成了獨特的質感對比。無釉的部分能夠展現出陶土的質樸自然，而內釉則可以保護缽內所盛物品，同時增加了器物的光滑度。這種設計風格反映了唐代瓷器制作的多樣性和創新性，為研究唐代瓷器的裝飾藝術提供了實物例證。

“這件唐代乳釘紋刻花瓷缽之所以珍貴與佛教及西域外來文化有著潛在關聯價值。”靈璧縣文旅局副局長張少華說。

“缽”是隨著印度佛教的傳入而進入中國的。唐代佛教盛行，這件瓷缽上的刻花和裝飾風格也受到了佛教藝術的啟發，其肩部圍繞一周的乳釘紋，在佛教文化中經常出現，被視為一種神圣的裝飾元素。它的存在可以證明，唐代佛教文化與瓷器藝術之間的相互交融和影響，對于研究佛教文化在唐代的傳播和發展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唐代經濟繁榮，文化發達，對外交往頻繁，波斯、大食、天竺、新羅、日本等各族群往來中土，堪稱世界各民族匯聚地。在這樣的時代環境下，唐人的著裝風尚、文化娛樂都發生變化。靈璧位于隋唐大運河沿岸，自然往來眾多，也帶來了多元文化。這件瓷缽造型頗具西域風格，具有文化融合的特征，洋溢著開放包容的精神風貌，充滿大國氣象。

“乳釘紋刻花瓷缽對于研究唐代制瓷工藝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通過對瓷缽的胎質、刻花技法、施釉方式等方面的研究，可以了解唐代制瓷工藝的技術水平、制作流程以及當時的窯口特點等。”張少華告訴記者，例如，從胎質的粗細程度可以判斷原料的選擇和加工工藝，從刻花的深淺和線條的流暢度可以推測工匠的技藝水平和工具的使用情況。

此外，瓷缽也能反映出當時人們的生活方式、飲食習慣等方面的信息。例如，它的尺寸和形狀可能適合盛放某些特定的食物或物品，而其在民間的流傳或出土情況也可以為研究唐代的社會經濟、文化交流等提供線索。

張少華介紹，雖然瓷缽與佛教有著密切聯系，但它也許并非是單一的佛教用具屬性。唐代茶文化與貴族階層的生活、寺院文化關聯緊密，所用器皿極為講究。“其功能也可能是和佛教場景相關聯的品茶配套茶具，為盛放茶葉或供奉茶湯所用。”張少華說。

一件瓷缽，關乎佛教傳播、多元文化、制瓷技術、社會生活，這幾者構成了一幅相互影響與融合的歷史畫卷。千年之后，我們透過它，或可窺視盛唐繁華之一二。記者 徐蕾 圖片記者 董木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