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誠 王凌曄

飲食，常作為一種特殊的文化符號勾連起個人經驗與集體記憶，顯現出“兼及社會、人生、文學、審美等”的文學性特征。從“七月亨葵及菽”到“筷子頭一扎下去，吱——紅油就冒出來了”，在文學的場域中，飲食從未缺席。周榮池的長篇散文《父恩》里，飲食書寫是村莊日常生活的重要面向，不僅支撐起非虛構文本的真實細節，填補了父輩們與村莊在無言時分的情感表達空隙，更是觀照父親形象與村莊情貌的獨特窗口，隱喻著在突飛猛進的城鎮化進程中，一代人動情而執拗的堅守，以及這份堅守背后所蘊含的父子之情。《父恩》中，飲食雖非著重刻畫的對象，卻無處不在映照著那個窘迫年代里父輩們的生活底色——他們以“甘蔗就酒”的聰慧自得，將生活的苦澀釀作片刻甘甜。

在南角墩，“填飽肚子”絕對是件要事，尤其對于在田里討生活的父輩們而言，食物是他們的底氣，是他們敢于面對困難的勇氣。《守圩》一章中，父親即便勞作一天，只需一頓用醋拌的肥白豬頭肉配“糧食白”（一種劣質白酒），就能生出無窮氣力，繼續踏著月色“做生活”（干農活）。《遲婚》中，發大水的缺糧年景里，家里買不起湯圓，奶奶就煮茨菇來過除夕，這是對傳統節序的堅守；家里生了男孩要給鄰里送紅雞蛋和糯米飯，鄰里便回以生雞蛋、糯米和白糖，這是對生命純粹的祝愿……掩藏于日常生活之下的質樸善意與情感需求，借由食物開始傳遞，牽系著村莊里的人心，也流露出樸素人情社會中，平等而親密的鄉土秩序所承載的美好物質想象。從村莊里長出來的父輩們，像“同一根藤上的瓜，連著一樣的苦根”，卻憑著一股犟氣，固守著傳統孝義與公序良俗，折射出中國鄉土特有的性格與生命力，書中的“父親”正是如此。

父親諢名作“小牛”，或許正是這名字賦予了他一身牛勁兒與牛脾氣，還有不按常理出牌的古怪、促狹與倔強。他曾因給村支書送狗肉辦砸了事，葬送了自己的好出路；也因請先生們喝過一頓酒，讓“我”有了與先生們同桌吃飯的資格。他靠蟹汛為家里掙得一棟房和一段好日子，也曾因痛失幾百只即將下蛋的鴨子陷入窘境……父親就像一株野生的果樹，“在村莊里無足輕重，人們對它沒什么希望，更談不上有什么失望。它自己有股蠻勁，偏要像模像樣地生長，最后結出一樹不如人意的果子”。生活雖沒什么起色，可即便如此，父親種的桃兒還是給“我”的童年添了一絲甜蜜。他“總能想盡辦法吃點兒好的”，這種生活態度始終支撐著他，磕磕絆絆走過曲曲折折的一生。這是一代父輩的縮影，是無數農村父親與土地的掙扎相依，也是無數父輩付諸一生的苦中作樂。

辛辣透明的酒液，如同一面鏡子，照見父親的性格。正如作者自己所說：“父子之情多是暴躁粗糙甚至是對抗的，又是真實而深切的。”這種復雜的情感融注于碗盞之中，最終釀成“多年父子成兄弟”的醇厚綿長，實現了和解。可這樣的豪情，終究隨著年歲增長、城鎮擴張發生了微妙的變化。且不說喝酒的“碗”換成了“杯”，單是酒液中摻入的“盤算”，就早已讓酒事變了味。大碗喝酒、酒花四濺的日子，在城鎮化的轟鳴聲中一去不復返，父親的碗盞變得靜默，無聲傳遞著蒼老的訊號。村莊在生長，父輩們卻漸行漸遠，過往的爭吵、歡鬧、悲傷、希望，都化作一杯陳酒，散發著平靜的醇香，沉淀著深深的苦澀。

周榮池出生于江蘇高郵，談到高郵，我們不禁聯想到汪曾祺。兩位作家同根同源，在鄉土飲食的表達上卻存在些許差異。汪曾祺的絕大多數文學創作取材于家鄉，他本人對“吃食”的偏愛，營造出獨特的飲食書寫景觀。在他筆下，飲食少有名貴之物，或一碗茨菇湯，或一盤拌菠菜，淡而有味，總給人以“美”的文學體驗。例如《雞鴨名家》開頭，通過“一劃”“一翻”“綻”“栗紫”“鋼藍”“蕊黃”等詞，將處理家禽的場景化作一場賞心悅目的藝術表演。

周榮池的飲食書寫，像一把冰冷的刃，平穩剖開“田園牧歌”的表皮，露出顫動流淌的血肉，呈現出一種純粹的“真”，讓抒情性與現實性交織共生。如《作樂》一章中，父親殺煮小公雞的畫面堪稱經典：“滴”“晃蕩”“濺”等動詞裹挾著血色與混濁，營造出昏暗的氛圍，食物的香氣與溫度被抽離，這場無法宣之于口的口腹盛宴，因來源不正當而透著隱秘的惶恐與壓抑。由此可見，周榮池書寫鄉土時，從不回避村莊的另一面；但他并非僅將目光凝聚于此，也會抬頭注視光亮，他寫父親為受傷的母親煨出乳白的雞湯，寫父親為難得返鄉的兒子將豬頭烹成一桌盛宴，筆下皆是村莊里沉默、尋常卻真切的愛意。從“美”走向“真”，周榮池塑造了一個“虛擬而又真實的村莊標本”，讓我們看到了不同以往的“文學高郵”。

周榮池筆下有橘子的酸、烈酒的辣、茨菇的苦、腌肉的咸；而其中的甘蔗、桃兒、西瓜，看似甘甜，卻總縈繞著些許苦味。或許唯有“苦”，才能讓父輩們始終攥住那些看不見的歲月，守住村莊。正如他所說：“有這樣的父親，村莊的一切依舊會成立。”而有這些烙在唇齒間的滋味，通往故鄉的記憶便不會丟失。即便歲月與時代的變遷讓村民早已失去了往日的面貌，南角墩仍在頑強地生長，直至連成一片，成為我們永恒的精神原鄉。